周桂钿:说“孝”
一、先秦儒家讲孝与不孝
孝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。孝的意义在于报恩,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。这是天经地义的。《礼记 祭义》载:“君子反古复始,不忘其所由生也。是以致其敬发其情,竭力从事以报其亲,不敢弗尽也。”(中华版P1597)如何回报?要竭力尽心,不但能养,还要能敬,要消除父母的忧愁,要增加父母的快乐。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。”身体是父母所生,应该爱惜。自杀是大不孝的表现。现在大学生自杀的很多,他们对得起父母吗?他们怎么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?不重视孝的教育,只培养智力,只重视分数,片面教育的结果是不好的。
孔子的学生有子说:“孝弟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!”(《论语 学而》)这说明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引伸出来的,也就是从孝悌推导出来的,孝是仁的根本。儒家重视孝,是抓住了根本。有一重要典籍就叫《孝经》,是专门论述孝的。孔子说:“夫孝,德之本也,教之所由生也。”“夫孝,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” (《孝经 开宗明义》)又说:孝是“天经地义”的,明王“以孝治天下”(《孝经 孝治章》),“人之行莫大于孝”(《孝经 圣治章》),百行孝为先。总之,孝是最根本的道德,最伟大的品行,是教育的基础,是德政的核心。
过去有人说,儒家讲孝太绝对了,典型的话是“君叫臣死,臣不死,臣为不忠;父叫子亡,子不亡,子为不孝”。但是,这是后代儒家的陋见,孔子是不同意的。《韩诗外传》有这么一个故事:孔子的学生曾参是著名的孝子。一天,曾参在锄草时,误伤了苗。他的父亲曾皙就拿着棍子打他。曾参没有逃走,站着挨打,结果被打休克了。曾参刚醒过来,就问父亲:“您受伤了没有?”鲁国人都赞扬曾参是个孝子。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,告诉守门的弟子:“曾参来,不要让他进门!”曾参自以为没有做错什么事,就让别人问孔子是什么原因。孔子说:“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舜的事吗?舜作儿子时,父亲用小棒打他,他就站着不动;父亲用大棒打他,他就逃走。父亲要找他干活时,他总在父亲身边;父亲想杀他时,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。现在曾参在父亲盛怒的时候,也不逃走,任父亲用大棒打,这就不是王者的人民。使王者的人民被杀害,难道还不是罪过吗?”
在父亲失去理智的时候,拿着大棒乱打,如果打死、打伤或者打成残废,他冷静后会感到十分懊悔。这会给父亲的心灵上留下沉重的阴影,永远无法摆脱。这是“不逃”给父亲造成的精神创伤。真正的孝子要逃避父亲的盛怒,避免给父亲造成精神伤害。不管当时鲁国人怎么夸奖曾参,孔子还是严肃地对待此事,以便给后人留下正确的意见。很显然,上述父叫子亡的说法,孔子是不同意的。不该死的,就不能轻易地死去,即使有父命。
当鲁哀公问孔子:“子从父命,孝乎?臣从君命,贞乎?”孔子没有回答,出来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:“子从父,奚子孝?臣从君,奚臣贞?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、之谓贞也。”(《荀子 子道》)子从父,怎么能说是孝子呢?臣从君,怎么能说是贞臣呢?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从什么样的命,才可以说是孝、是贞(忠)。就是说要有分析,要分清是非,然后决定是否听从。可见,盲从君父的臣子,孔子不认为就是忠臣孝子。孔子说:“故当不义,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,臣不可以不争于君。故当不义,则争之。从父之令,又焉得为孝乎?”(《孝经 谏诤章》)有不义的事,臣子就应该提出批评。不批评就不是忠臣孝子。孔子认为,父母有什么错误,做为子女可以提出批评。他说:“事父母几谏。见志不从,又敬不违,劳而不怨。”(《论语 里仁篇》)几谏,就是委婉地劝告。父母不肯接受,子女还要恭敬,不违背他们,替他们操劳而不怨恨。等到他们心情好时,再委婉地进行劝告。有一个副市长周江华有受贿行为和婚外恋可疑,他儿子周涛和女儿周霞对他进行“几谏”,他答应不与情人来往,又将赃款全部上缴组织部门。2004年12月,一个老板犯罪,被公安机关抓获,为了立功减刑,交待了他给领导干部贿赂一事。2005年3月,中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找周江华谈话,周江华很坦然地交代了问题,并早已经将贿赂款上缴组织部门。周被免于起诉,与此同时的其他受贿干部却都进了监狱。这时他内心深处感激自己的儿女。这就是孝子“几谏”,避免父亲陷于不义,躲过一场灾难。(《报刊文摘》2005年9月23日摘转《政府法制》半月刊第9期上。)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当不义,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”。有这样的事亲的“几谏”和事君的“匡救”,才有“上下能相亲”的和睦家庭与和谐社会。孔子讲孝,也不同意独断专横的。
儒家对于国君的态度与对于父亲是不一样的。儒家主张:如果国君不听谏,那么臣子就可以辞职出走。孔子对于诸侯,“见志不从”,他和弟子们就离开,因此,他们周游列国,无所留止。孔子说:“君子之事上也,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,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,故上下能相亲也。”(《孝经 事君章》)孔子的孙子子思在回答鲁穆公问什么样是忠臣的时候说:“恒称其君之恶者,可谓忠臣矣。”(《郭店楚墓竹简》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141页。)经常批评国君的错误的人可以称为忠臣。《孟子 离娄上》:“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”这里的“大人”就是忠臣。“格君心之非”,就是批评国君心中错误的思想。
儒家认为,父子与君臣,都是对应的关系。父子的关系是“父慈子孝”,君臣的关系是,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”(《论语 八佾》)孔子是从正面论述的。为了强调这种对应关系,孟子以强烈的语言来表达,他说: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(《孟子 离娄下》)君臣关系是这样的对应关系。虽然说“君为臣纲”,并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。如果君无道,那就可以诛之,或者换掉。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将父子君臣的对应关系归纳为:“从道不从君,从义不从父,人之大行也。”(《荀子 子道》)也就是说,道义高于君父。“当仁不让于师”,仁德高于师。爱老师,更爱真理。要有理性,不能盲从。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。
总之,先秦儒家认为,孝有许多方面:一是能养,二是能敬,三是要和颜悦色,四是能慎终追远,五是三年无改父之道,六是事君尽忠,从道匡正,七是立身行道,扬名后世。所谓“光宗耀祖”,也是孝的重要表现。八是应该有后嗣。
至于不孝,孔子说:“五刑之属三千,而罪莫大于不孝。”邢昺注:“五刑谓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也。条有三千,而罪之大者,莫过不孝。”(《孝经 五刑章》)三千种罪行要受到五种刑罚惩治,其中最大的罪行是不孝。孟子说: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”(《孟子 离娄上》)赵氏注:“于礼有不孝者三事:谓阿意曲从,陷亲不义,一不孝也;家穷亲老,不为禄仕,二不孝也;不娶无子,绝先祖祀,三不孝也。三者之中,无后为大。”孟子还有“五不孝”的说法:“世俗所谓不孝者五:惰其四支(肢),不顾父母之养,一不孝也;博弈好饮酒,不顾父母之养,二不孝也;好货财,私妻子,不顾父母之养,三不孝也;从耳目之欲,以为父母戮,四不孝也;好勇斗很(狠),以危父母,五不孝也。”(《孟子 离娄下》)这五不孝,前三种不孝,都是由于各种原因不养父母,可以归纳为“不顾父母之养”。后两种是不爱惜自己,伤父母的心。前三为物质方面的孝,后二是精神方面的孝。孔子强调“敬”,事君尽忠,立身扬名,《孝经》讲的“光宗耀祖”也包括在精神方面的孝中。孝的基本精神就是让父母享受幸福。
二、孝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
孝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命运,先秦儒家讲孝,不象汉代那样由由统治者来讲,以孝治天下,每位皇帝的谥号前面都加一个“孝”字,如孝文皇帝、孝武皇帝。这虽然只是形式,也很重要。另外,当时有所谓“举孝廉”,就是推举孝子和廉吏当官。当时人认为,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人,怎么会爱别人呢?没有爱别人的仁爱思想,怎么能做好官呢?现在那些跑官的人,他们会将跑官所花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用在为人民做好事上吗?这种人当官,不能“造福一方”,只能为害一方!汉唐时代都设有“孝悌力田科”,清代还有“孝廉方正科”,历朝都有选拔孝子做官的传统,因为人们都认为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。
汉时流行的《孝经》是“五经”之外的“经”。谁可以当帝位的继承人,学习过《孝经》,也成为一条成立的理由。例如汉昭帝时,大将军霍光上奏说:“孝武皇帝曾孙病已,有诏掖庭养视,至今年十八,师受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操行节俭,慈善事业仁爱人,可以嗣孝昭皇帝后,奉承祖宗,子万姓。”(《汉书 宣帝纪》)病已就是汉宣帝。
《史记 太史公自序》中引了《孝经》中的话:“孝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此孝之大者。”这些说法成为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的动力之一。
东汉时代,在浙江出现两位特殊人物:一是哲学家王充,著有《论衡》一书流传至今。《论衡》中表现出的科学精神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,令有现代科学思想的人看了,也会感叹不已。另一是孝女曹娥,父溺江而死,十四岁的她沿江寻尸,七日不见,就投江自杀。后来在江上发现她负父尸浮出。这就被称为孝女,并将此江命名为“曹娥江”。王充是哲学家,是智慧的象征,曹娥是孝女,是道德的代表。王充在前,曹娥在后,同在一个东汉时代,同在浙江,相距不远。
有一年,我到浙江讲学,主人热情好客,问我到浙江有什么愿望,我说我是研究王充的,想看一看王充的墓。主人就亲自开车,冒着大雨,带我去参观王充墓。在一片茶园中留出一块约有半亩地,建一个坟墓,立有省、县两级的“重点保护”的牌子。与世界历史上顶级科学家张衡的墓(在荒草丛中保留一坯黄土)相比,也不算太差了。但是,我们在回程的途中,顺路参观一下曹娥庙,那就大不一样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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