谨以此文纪念佛光寺发现80周年

并献给梁思成先生诞辰116周年

1937年7月7日，北平西南郊卢沟桥枪声大作，炮声隆隆。侵华日军挑起事端，攻击中国守军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 这一天，一份电报从山西五台发至北平。7月9日，《北平晨报》披露了电报内容，题为《营造学社调查组发见唐代建筑寺院，梁思成由五台佛光寺报告，测绘故宫赶制模型即开始》。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报道，披露了佛光寺唐构的发现时间——1937年7月5日，所发现建筑即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，发现者为梁思成、林徽因、莫宗江、纪玉堂组成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。 此前，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以异常肯定的口气宣称：“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，缺乏得令人失望。实际说来，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，一个亦没有。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。” 这一判断，建立在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遗存长达20多年大规模调查基础之上，却在卢沟桥事变前两日，因佛光寺东大殿之发现，遭到颠覆。▽梁思成1937年拍摄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

|关野贞与佛光寺失之交臂，10年后，佛光寺得遇知音

1927年4月，日本学者关野贞与日本佛教史学者常盘大定合著出版《支那佛教史迹》第5卷，已收录佛光寺照片9帧。但关野、常盘未亲赴现场调查，所选用之照片，6帧由日本僧人、佛学家小野玄妙摄于1922年9月，3帧由常盘大定托太原美丽兴照相馆摄于 1925年10月，它们皆以佛像、经幢为主要内容，建筑物只是作为局部的背景或远景存在。

1928年3月，关野贞、常盘大定发表《支那佛教史迹评解》第5卷，对佛光寺9帧照片进行解说，考证了寺史、佛像、经幢，唯对建筑未作任何研究。

关野、常盘称“佛光寺之寺院规模、伽蓝并不雄伟，它却是隋唐之后一大名刹，特别是大殿内三尊佛像是五台山中唯一杰作”。他们对比了小野玄妙与美丽兴照相馆拍摄的内容，发现短短三年之间，佛光寺已有改变：

一是佛像被重妆，“中央的释迦如来像变化尤显，令人惊诧，其左手添持了宝珠，袈裟衣纹被抹上甚俗恶之色，卒然视之，已不似同一尊佛像。虽然重修并附加了近代的色彩，但佛像之面容、姿态和衣褶尚存宋代之前的气息。”

二是大殿前的经幢，底部添设了基台，顶部增置了莲座，莲座所托火珠已非原物。“著者对两帧照片的内容不能作出异同之断，甚感困惑。幸运的是，看到了小野氏带来的拓片，再细览大正十四年的照片（1925年10月美丽兴照相馆摄影——笔者注），皆有大中十一年年号，遂断定两帧照片所摄为同一经幢。中国佛教遗物变化之路径得此印证，亦令人欣喜。”

关野、常盘已知殿前经幢为唐大中十一年（857年）原物，却对建筑年代未予探究。佛光寺东大殿所在台地高狭，实难近摄全貌。可是，关野、常盘所选9帧照片之6帧，已显示建筑物硕大的斗栱和内部平闇等，哪怕只是局部，亦能看出其与彼时已发现的辽代建筑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，以及日本所存相当于中国唐代的殿宇，存在相似或一致之处。

“佛光寺之寺院规模、伽蓝并不雄伟”，这是关野、常盘对佛光寺建筑发表的唯一评论。事实上，佛光寺占地还包括周边的墓塔区，论其规模实乃大寺；关野、常盘选用的照片（图版编号：V-24）已显示佛光寺东大殿之正面与建于金代的佛光寺文殊殿之侧面轮廓，与日本同时期建筑相比，此二殿皆为巨构。

1937年7月5日，佛光寺遇到了知音。对这一刻，梁思成如此记录：

工作数日，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，且有字者左右共四梁。但字迹为土朱所掩。梁底距地两丈有奇，光线尤不足，各梁文字，颇难确辨。审视良久，各凭目力，揣拟再三，始得官职一二，不辨人名。徽因素病远视，独见“女弟子宁公遇”之名，甚恐有误，又细检阶前经幢建立姓名。幢上有官职者外，果亦有“女弟子宁公遇”者称“佛殿主”，名列诸尼之前。“佛殿主”之名既书于梁，又刻于幢，则幢之建造当与殿为同时。即非同年兴工，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之时也。殿之年代于此得征。

林徽因审视的，正是关野贞、常盘大定通过照片反复打量的唐大中十一年陀罗尼经幢。

她那双远视眼立了大功。

▽林徽因1937年在佛光寺东大殿内与“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”塑像合影

|一路都是民警拿着枪送我们

1995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58周年，当年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成员莫宗江接受了笔者采访，谈话录音整理如下：

王：关于佛光寺，您能和我谈谈当时发现的过程吗？

莫：咳，别提了，佛光寺，我的老师高兴得不得了！我们第一次看到唐朝建筑！我们当初为什么高兴到那种程度呢？原来日本人说，中国已经没有唐朝建筑了。日本人说什么呢？日本学者是善意的，他说，中国人要想研究唐朝建筑，只能到日本来。日本有比佛光寺早的建筑，从建筑史上是很清楚的一个事情，日本留下了几个最早的唐朝建筑。日本自己的建筑发展史，前头没有。所以，很明显的是，这些建筑是日本当时派的遣唐使带回的中国工匠干的，所以是地道的唐朝建筑。特别是鉴真大师去盖的那个唐招提寺，完全是中国式的。请中国工匠过去很容易，你请一个当地好的师傅，跟着天皇派来的代表团，到日本去，工匠是愿意的。好工匠希望自己能搞出一个作品来，用现在的话，叫给自己树一个纪念碑吧。他希望搞出自己理想的好建筑。所以，那种情况，请好工匠，他一定去的。

日本留下了这些东西，我讲建筑史的时候没办法，讲到唐朝，我还得引用日本的这个。有了佛光寺以后，我们才开始发现了两个唐朝建筑，可都没有日本那么早，佛光寺已经是晚唐的了，日本有唐朝早期的建筑。

王：听说梁先生是看了一幅敦煌的壁画，是这么找过去的，是吧？

莫：那是法国伯希和拍的《敦煌图录》，我们用的是北京图书馆的《敦煌图录》。当时我们条件好，北京图书馆馆长——当时的——也是营造学社的理事，所以，我们借北京图书馆的书很容易，北京图书馆给了营造学社一个研究室，研究室在内部借书，不需要通过外头，直接到仓库里，写个条就调到研究室来了。没有外头人借的时候，那个书就一直在研究室，外头有人借，然后到研究室提出去。所以，我们有时候，从研究室借出来送到营造学社去。《敦煌图录》什么的，就一直摆在办公桌上。

王：就这样找到佛光寺的啊。你们去找佛光寺的时候，是从北京出发的？

莫：不是。我们过去的工作条件是这样的。这次计划，到哪一省？走哪几条线？先到北京图书馆，把原先所有的地方志，县志、府志，全借出来，顺着县志、府志上的，顺着线路一路抄过去。这里面记载的有哪些有名的庙？哪些古庙？哪些重要的文物？都抄在一个本上。我们走的时候，就顺着这个本子一路找过去。到了地方上，挨着个问：这庙是在哪儿？什么地方？现在保存情况怎么样？哪个地方能去？可是，从前，很多地方不能去，县里就告诉我们，那个地方不能去，因为对你们的安全没法保证，离城远了。

王：土匪多，是吧？

莫：怕你们出了问题，他没法交代。因为都是从上头拿着介绍信来的。他也不清楚，好像是很重要的科研单位来的，又是有名的人物。一听，梁启超的长公子，这可不得了！就怕万一你出了问题他负担不起。所以，远的地方，不安全，就不让我们去。我们也知道，那时候交通非常困难，你真是在离城几十里的地方出了问题，只能人把你抬进城去，真是摔了、伤了，甚至于碰到抢劫的刀伤了，也许进城的时候，就已经流血过多了。

王：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

莫：一路都是民警拿着枪送我们啊，一到不安全的地儿，民警就叫我们停下来，他上高处看，看完打招呼，可以走，就过去。因为，据说，当地那些警察跟土匪之间是有契约的，默契，他一看那情况，就知道不要给他们去找麻烦吧，来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。所以，一看那个，好像招呼打通了，走吧。真是动手的时候，民警打不过土匪。

▽发现佛光寺唐构之后，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转赴台怀考察

王：听梁从诫先生说，找到佛光寺，是在黄昏的时候。

莫：我们测量完了，大家高兴，下来，该吃晚饭了。于是，就不在和尚的屋子里吃晚饭，这是林先生出的主意，走，我们上大殿前面去，上那儿！好像野餐似的。地上铺上席子、毯子，在那儿吃的晚饭。一边吃，一边看。

王：一边欣赏啊！

莫：那是林先生的成绩。

王：怎么回事？

莫：整个佛光寺我们去测的时候，建筑全刷了土朱，就是后来重修的时候，没有钱画彩画，通通用土朱刷了一遍。我们测量完了的时候，林先生忽然跟梁先生讲，她说梁底下好像有字。

王：测量完了之后，是吧？

莫：她看见梁底下土朱淡的地方，隐隐约约有字！

王：测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是唐代的吗？

莫：测的时候我们不敢说。

王：不敢说是唐代的？

莫：因为我们测应县木塔什么那个的，跟佛光寺非常像。你看那个大相片，佛光寺也是那大斗栱、大椽檐什么的，所以，我们一直拿不准。后来，林先生说，看着像有字，她是远视，梁先生就跟着拿望远镜看，说好像是有字。于是，请纪先生到村子里找人，搭了架子，凑了点木料纱包搭上去，纪先生拿水去刷它，没想到这一刷，湿的字刷出来了。一刷湿了以后，土朱底下的字透出来了。梁先生趁着纪先生把它洗湿的时候，照的相。后来发表的，是洗湿的那个字。没洗湿的时候，是这样的，全是土红色的。这梁底下写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，是施主的名字。然后呢，大殿的前头，有一个石幢，上头刻着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，由此知道梁底下那个题名，是这个年代的。

王：女弟子，宁公遇。

莫：唉，一晃六十年过去了。

|一场学术竞赛，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

1944-1945年分两期在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发表的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》一文中，梁思成只字未提《支那佛教史迹》第5卷关于佛光寺的内容。他引用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（PaulPelliot）的《敦煌图录》，谓“敦煌石室壁画五台山图中有‘大佛光之寺’。寺当时即得描影于数千里沙漠之外，其为唐代五台名刹，于此亦可征矣”。

1951年梁思成发表《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》，透露当年是以敦煌莫高窟第61窟“五台山图”作为“旅行指南”，在南台外豆村附近发现了佛光寺唐朝木建筑。

1931年9月，梁思成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主任，即与以伊东忠太、关野贞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展开一场学术竞赛，这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在那个特殊年代，即便是纯正的学术，也会为武力的殖民提供邪恶的借口：你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全然不知，沦为“非历史”之“堕落”一族，我这个“进化”的民族，不但要来为你写史，还可以殖你的民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，中国东北三省迅速沦陷。日本为其侵华行径开列理由，竟向国际联盟理事会调查团辩称，中国内政纷乱，缺乏统治能力，几不成国。言外之意，得靠日本人治理中国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作为中国学者，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对中国建筑国故之整理，带有鲜明的反侵略色彩。

1901年，伊东忠太受日本内阁派遣，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，对紫禁城进行了拍摄与测绘。同一年，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，其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至此。伊东忠太1867年出生，关野贞1868年出生，皆梁思成的长辈。他们是日本明治维新引入西学之后脱颖而出的第一代建筑史家

清季以降，中华大地成了日本与西方学者的竞技场。伊东忠太、关野贞等日本学者与鲍希曼（ErnstBoerschmann）、喜龙仁（OsvaldSiren）等西方学者，纷纷潜入中国腹地，携带照相器材，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持续调查，并以“图版+解说”方式发表成果，使世人第一次对中国建筑遗存有了较大范围的直观认识。

1928-1932年出版的《支那建筑》上下卷图版和解说（伊东忠太、关野贞、塚本靖编著）精选各类图片364帧，堪称日本学者的成果总汇，以少量西方学者的图片为补充。该书将已发现的中国建筑遗存进行分类，显示其欲建立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之企图，亦显示该研究领域已积累相当可观的田野基础。这正是关野贞1929年在向万国工业会议提交的论文之中，判定中国千年以上木结构建筑“一个亦没有”之背景。可恰恰是这位固执此见的学者，将佛光寺收入了《支那佛教史迹》第5卷，却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；在总结性的《支那建筑》中，它甚至不见了踪影。

▽梁思成1937年在佛光寺东大殿内工作

|“始有致力之途辙”

1927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之后，入哈佛大学研究东方建筑，系统阅读了日本与西方学者的调查成果。对鲍希曼与喜龙仁这两位欧洲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，梁思成在1947年评论道：“他们谁也不懂中国建筑的‘文法’（grammar），对中国建筑的描述不得要领。两人之中，喜龙仁要好一些，他引用了《营造法式》，却漫不经心。”

1945年，梁思成撰文指出：“中国建筑的‘文法’是怎样的呢？以往所有外人的著述，无一人及此，无一人知道。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，当然此路不通。不知道中国建筑的‘文法’而研究中国建筑，也是一样的不可能。”此语道出梁思成、林徽因这一代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分野。

正是由于不知宋《营造法式》与清工部《工程做法》内蕴之“文法”，当时日本学者只能通过题记、碑刻、文献记载，及其与日本古代建筑的类型比对，来推断中国建筑的年代，难以深入阐释其构造之法。

梁思成、林徽因取得的突破，就是破解了《营造法式》《工程做法》这两部中国古代建筑官书，释读了宋代的材栔分°模数制、清代的斗口模数制，理解了中国建筑之“文法”，对建筑实物的构造年代及其设计思想，作出基于建筑学的论证与发凡。

梁思成与林徽因笃信“无论美的精神多缥缈难以捉摸，建筑上的美，是不能脱离合理的、有机能的、有作用的结构而独立”。他们的建筑史研究，正是站在此种立场，期待整理国故、再造文明，为中国建筑之复兴提供史学支撑。怀着这样的愿景，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，面临的一大任务，即释读北宋将作监李诫于1100年编定之《营造法式》。

这是一部难懂的“天书”，学社创始人朱启钤1918年在南京发现此书，迅速将其整理出版，谓“海内同志，始有致力之途辙，年来东西同志，项背相望，发皇国粹，靡然从风”。

伊东忠太却不以为然。1905年，他与大熊喜邦在奉天（沈阳）抄录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本《营造法式》，将抄本存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学教室，发表评论：“此数种书，不独解释困难，且无科学的组织，故有隔靴搔痒之憾。”

《营造法式》确实“解释困难”，但称其“无科学的组织”、“隔靴搔痒”，实属误解。对《营造法式》的忽视，不但限制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深度，还对一脉相承的日本古代建筑的研究带来消极影响。

梁思成正是将田野调查与《营造法式》研究相结合，倾力发现中国早期建筑遗存，综合运用美术考古、建筑测绘、文献研究等多种方法，全面释读、证实了《营造法式》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建筑模数体系，进而识其流变，总结规律，开辟了中国建筑史研究新局面。

▽梁思成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载佛光寺东大殿纵断面与正立面图

|调查资料严重受损，梁、林闻讯，痛哭几至失声

发现佛光寺唐构之后，梁思成一行“游台怀诸寺，越北台至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至代县，工作二日始闻卢桥烽火。时战事爆发，已逾五日”，随即中止调查，辗转返回北平。打给营造学社的那份电报，应是他们告别佛光寺前往台怀途中，在五台县发出的。为确保资料安全，梁思成“嘱技工携图录稿件暂返太原候讯”，“图稿抵平，多经挫折”。返平之后，誓不做亡国奴的梁思成、林徽因偕家人流亡至云南昆明，双双病倒。

噩耗传来：天津海河突发洪灾，营造学社为躲避战乱存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资料严重受损，其中就包括佛光寺调查资料。梁、林闻讯，痛哭几至失声。幸朱启钤及时抢救，嘱学社旧社员重抄，托带至沪，再由沪邮寄内地，辗转再三，终递至梁、林之手。

1944-1945年，已颠沛流离至四川李庄的梁思成，在贫病交加之中，在扬子江畔的一处农舍，挥笔写就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》，分两期发表于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。时距佛光寺之发现，七年矣。在这篇调查报告中，佛光寺的价值得到准确书写。1932年梁思成在辽代独乐寺调查报告中作出的关键性判断——“以材栔为度量之制，辽宋已符，其为唐代所遗旧制必可无疑”，得到证实。

文/王军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）

供图/王军部分照片由林洙提供

全文共一万五千多字，首发于《建筑学报》2017年第6期。本公号刊发的为删节本，经作者审订，特致谢意。

编辑/王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