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楞伽师资记》游意

　　陈士强

　　《楞伽师资记》,又名《楞伽师资血脉记》,一卷。唐东都(洛阳)沙门净觉居太行山灵泉谷集。日本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残本为底本,1931年朝鲜金久经整理本为校补本,将它编入《大正藏》第八十五卷。

　　净觉,俗姓韦,京兆万年(今陕西西安)人,唐中宗时韦后之弟。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玄赜的门人[案:此据王维《大唐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塔铭》及净觉《楞伽师资记序》。佚名的《历代法宝记》则称净觉是“神秀禅师弟子”]。着述尚有《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(敦煌写本),据日本学者考证,《楞伽师资记》当撰于开元四年(716)。

　　《楞伽师资记》书首有净觉《序》(起首部分已阙),说:

　　大唐中宗□□(缺“和皇”)帝景龙二年,敕召入京(指玄赜,其时神秀已卒),便于东都广开禅法,净觉当众归依,一心承事,两京来往参觐,向有余年。所呈心地,寻已决了。祖忍(弘忍)大师授记之安州有一个,即我大和上是也。乃刑(形)类凡僧,证同佛地,帝师国宝,宇内归依。净觉宿世有缘,亲蒙指授,始知方寸之内,具足真如,昔所未闻,今乃知耳(第1283页上)

　　《楞伽师资记》是早期禅宗的重要史书。由于它所记述的禅门“楞伽师”的最后二代,主要是禅宗北宗(神秀派)系统上的禅师,故也可视为是一部记述北宗师资传授史的著作。

　　禅宗,因主张修持禅定,遣荡一切执见,证心自觉,见性成佛而得名。这里所说的禅定,梵音为“禅那”,略称“禅”,意译为“静虑”,指静息散念,审虑佛理。它原是佛弟子必须修行的戒学、定学、慧学“三学”中的定学,也是大乘的主要教理“六度”(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)中的一门,须和其他修行方法相配合,才能获得超凡入圣的效果。但禅宗视“禅”为殊胜法门,以它来统摄一切修行。

　　禅宗认为,释迦牟尼的教示有“教内”和“教外”两途。释迦牟尼逝世以后,五百弟子在王舍城集会,第一次将佛陀生平的教理结集为经律论“三藏”,以后又逐渐增广,这些通过经典载录的方式传下来的佛陀言语,便是“教内之法”,简称“教”。凡是以研习佛典上的文句和义理为途径以求解脱的人和派别,都属于“教”的系统;释迦牟尼在世时,常在灵山说法。一日,他拈花示众,众人皆茫然不知其意,唯独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,表示领会。于是,佛陀宣布,已将“正法眼藏”、“涅槃妙心”、“微妙法门”付嘱摩诃迦叶。这种通过不立文字,以心传心的印证方式传下来的“佛心”,便是“教外之法”,又称“教外别传”,别称“禅”。只有禅宗属于这一系统,故禅宗又称“佛心宗”。

　　因此,虽然禅法早在东汉末年,就随着安息国沙门安世高译出的大小《安般守意经》、大小《十二门经》、《大道地经》

　　(又名《修行道地经》)、《五十校计经》等禅经传入中国。以后又有支谶、支谦、康僧会、竺法护、道安、慧远、鸠摩罗什、佛驮跋陀罗、昙摩蜜多、沮渠京声等加以弘扬传持者代有其人。但由于这些禅法都是由经典文字传下来的,从源流上来说属于“教内之法”,因而禅宗并不以此为先河。它认为,真正来华传“佛心”的禅法,自梁普通年间入华[案: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三、《五灯会元》卷一等。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则说是刘宋末年]的南天竺沙门菩提达摩(“摩”又作“磨”)而始。故禅宗在推溯摩诃迦叶至般若多罗为西天初祖至二十七祖的同时,确定菩提达摩为西天二十八祖兼东土初祖。

　　达摩来华以后,虽然以传佛心印为主,但他并不排斥经典,而是把经典上的教说,当作是开悟修行者禅机(“藉教悟宗”)的重要手段。他曾把四卷本的《楞伽经》传付给禅宗东土二祖惠可(又作“慧可”、“僧可”),并对他说:“我观汉地,唯有此经,仁者依行,自得度世。”(见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《僧可传》。)

　　这里谈到的《楞伽经》,全称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,由刘宗求那跋陀罗于元嘉二十年(443)译成四卷(分“一切佛语心品之一”、“之二”、“之三”、“之四”)。以后又经北魏菩提留支和唐实叉难陀重译,分别成为《入楞伽经》十卷(始自“请佛品”,终于“总品”,凡十八品)和《大乘入楞伽经》七卷(始自“罗婆那王劝请品”,终于“偈颂品”,凡十品),内容较四卷本略有增加。《楞伽经》通过佛在楞伽山答大慧菩萨一百八问的方式,着重阐述了一切众生都含有如来清净心(又称“如来藏”)以及“自心现境界”的理论。这一理论与禅宗建立的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的禅法要旨是契合的,故成了早期禅宗十分推重的一部经典。

　　二祖惠可又将《楞伽经》传付给三祖僧璨,僧璨传付给四祖道信。从道信开始,虽然依持的经典出现了转向的趋势,如道信在蕲州黄梅县开“东山法门”,要求门人“依《文殊说般若经》一行三昧”(见《楞伽师资记》第1290页中),相传他曾劝道俗念此经以却兵(《历代三宝记》和《传灯录》卷三),道信的传承者五祖弘忍,“常劝道俗但持《金刚经》,即自见性,直了成佛”(见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“行由品”),但道信“为有缘根熟者,说我此法要,依《楞伽经》诸佛心第一”(本书第1286页下),弘忍向学人开示《楞伽》义云,“此经唯心证了知,非文疏能解”(第1289页下),可见他们对《楞伽经》同样十分重视。弘忍又将《楞伽经》传授给神秀、慧安(又称“老安”)、玄赜等。神秀等又传弟子,从而形成禅宗门下的“楞伽师”(即弘传《楞伽经》的一派学者)。

　　初,有净觉的老师玄赜,“以咸亨元年至双峰山,恭承教诲,敢奉驱驰,首尾五年,往返三觐。”(第1289页下)后住安州寿山寺,撰《楞伽人法志》以记禅门楞伽师的授受源流(已佚)。在此书的基础上,并参考《续高僧传》中有关菩提达摩、惠可的记载,净觉写成了这部《楞伽师资记》。

　　《楞伽师资记》共记述了八代楞伽师,起自刘宋,终于唐朝,凡十三人[案:此据作者在行文中作为每一代标识所列举的人物而言,如“第一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”、“第二魏朝三藏法师菩提达摩”等。作者在书末说:“得道获果有二十四人也。”由于书中实际提到的不只二十四人,故不详所指]。

　　第一代:刘宋的求那跋陀罗。中天竺国人。初学小乘后宗大乘。元嘉十二年(435)随船来到广州,以后于丹阳郡译出《楞伽经》。

　　第二代:北魏的菩提达摩。南天竺人。泛海吴越,游洛至邺。沙门惠可、道育奉事五年,方诲以“大乘入道四行(报怨行、随缘行、无所求行、称法行)。“弟子昙林记师言行,集成一卷,名曰《达摩论》也。菩提师又为坐禅众释《楞伽》要义一卷,有十二、三纸,亦名《达摩论》也。此两本论文,文理圆净,天下流通。自外更有人伪造《达摩论》三卷,文繁理散,不堪行用。”(第1285页中)

　　第三代:北齐邺中沙门惠可。俗姓姬,武牢(今河南洛阳东)人。年四十[案:此据《续高僧传》、《传法宝纪》、《历代法宝记》等,本书误作“年十四”]遇达摩游嵩洛,求为弟子。

　　第四代:隋朝舒州思(《历代法宝记》作“司”)空山僧璨(本书误作“粲”),从惠可得法后,“隐思空山,萧然净(静)坐,不出文记,秘不传法。唯僧道信奉事粲(璨)十二年,写器传灯。”(第1286页中)

　　第五代:唐朝蕲州双峰山道信,“信禅师再敞禅门,宇内流布。有《菩萨戒法本》,及制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”。(第1286页下)

　　第六代:唐朝蕲州双峰山幽居寺弘忍。“忍大师萧然净(静)坐,不出文记,口说玄理,默授与人。在人间有《禅法》一本,云是忍禅师说者,谬言也。”(第1289页中)

　　第七代:唐朝荆州玉泉寺神秀、安州寿山寺玄赜、洛州嵩山会善寺慧安。

　　第八代:唐朝洛阳嵩山的普寂、敬贤、长安兰山的义福、蓝田玉山的惠福。

　　《楞伽师资记》在记述八代楞伽师的过程中,两点引人注目。

　　其一,将求那跋陀罗列为禅门楞伽师之祖,而将一直作为禅宗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降为第二代,在禅宗系谱中开创了特殊的一例。对此,《历代法宝纪》的作者曾作过详细的辨驳,说翻译《楞伽》和求那跋陀罗、菩提留(亦作“流”)支、实叉难陀“尽是译经三藏,不是禅师,并传文字传法。达摩祖师宗徒禅法,不将一字教来,默传心印。”

　　其二,着重记述人物的禅学思想,而将他们的生平行历用寥寥数语带过。就生平事迹的细致性、完整性而言,书中的求那跋陀罗章不及《高僧传》卷三本传,菩提达摩、惠可章不及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本传,僧璨、道信章不及稍后的《传法宝纪》、《历代法宝记》。故《楞伽师资记》的笔法有点象后来的禅宗灯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