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对中国和东亚地区文化与政治的影响

中国佛教博大精深，自汉唐以来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发生过积极影响，尤其是周边的日本、韩国、朝鲜和南洋一带。在我国历史上，古代帝皇和当代伟人中，不但有板依佛门研究佛法者，而且更是身体力行，如南朝梁武帝萧衍(464-549年)，饭依佛门受菩萨戒，以佛法治国，在位长达48年之久。隋文帝杨坚((541-604年)，统一国家后，大兴佛教.发展生产，出现百姓富庶、仓储充裕。唐太宗李世民(599-649年)，受菩萨戒，能任用贤能，从善如流，闻过即改。视民如子，不分华夷。开创“贞观之治”的太平盛世:“牛马遍野，百姓丰衣足食，夜不闭户，道不拾遗，万国来朝”。明太祖朱元璋(1328-1398年)本是和尚出身，建国后，实行让步政策，促使生产发展，社会安定，史称洪武之治”。清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·福临(1638-1661年)，二十余岁时就惊觉世间无常，饭心佛门，法名“行痴”，号“行痴道人”。曾写了《赞僧赋》，表达他向往出家的生活:“天下丛林饭似山.钵孟到处任君棍;黄金白玉非为贵，惟有装v披身难。

联为大地山河主，忧国忧民事转烦。……”①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·玄烨(1661-1722年)，步其父皇后尘，勤政爱民，治国有方，开创“康乾盛世”。他不但找个韩守德做替身，代他到京郊龙凤寺出家当和尚①，而且还亲手抄写了数十部佛经，其中最精美最珍贵的御笔写本，是墨笔楷书白绩精抄本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清世宗雍正皇帝爱新觉罗·撤镇(1678-1735年)，号称“圆明居士”.他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唯一的真正亲参实悟、直透三关的大禅师。雍正是一个改革型的皇帝，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称楷模。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·弘历(1711-1799年)，笃信佛教，法名“长春”，板依大清国师章嘉法师(1717-1786年)门下，使“康乾盛世”达到了顶峰。当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(1866-1925年)认为:“佛学为哲学之母，救世之仁，研究佛学可以补科学之偏.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，盖教有辅政之功，政有护教之力，政以治身，教以治心，相得益杉，并行不悖。”联合国秘书长潘墓文表白他的人格品行时说:我“从小就接触佛教，并学会行善积德的道理”。

我国历代文人学士、达官贵人对佛学也都赞誉不绝:宋代范仲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。他为官清正，爱民如子的思想植根于佛法之中，他在《上执政书》中慨然而言“不以一心之戚.而忘天下之优”，可谓真正到达了“无我”的境界.又在千古流传的不朽名作《岳阳楼记》中写道:“先天下之优而优.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绝唱。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(1785-185。年)，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，受佛法熏陶，并深信力行，莫定了终生坚持以“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”的做人做事准则。他尝撰联语为座右铭: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;壁立千切，无欲则刚”，“荀利国家生死以;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1839年9月巡视澳门后，他在前山写了《十无益格言》:“存心不善，风水无益。父母不孝，奉视无益。兄弟不和，交友无益;行止不端，读书无益。做事乖张，聪明无益;心高气傲，博学无益;为富不仁，积聚无益，巧取人财，布施无益，不惜元气，服药无益.淫逸骄奢，仕途无益。”这可以说是林则徐的学佛心得，对我们具有深刻的教育和鞭策意义。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、思想家、著名学者章太炎(1869-1936年)指出:“佛教的理论，使上智人不能不信;佛教的戒律，使下愚者不能不信。通彻上下，这是最可用的。”我国近代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梁启超(1873-1929年)认为:“佛教为最崇贵圆满之宗教，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。”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、翻译家、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(1881-1936年)说:“释迎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广美籍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:“如果说有哪一个宗教可以应对于现代科学要求的话，那一定是佛教了。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，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。”

在上述两类人中，饭依佛门，研究佛法最有成就者，要推周恩来。他年轻时曾一度饭依佛门①，研究佛学。1939年春.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。当时南岳寺院的僧人以丘赞、演文法师为首，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—“南岳佛教救国协会”，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。但是他们的惫见很不一致，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，奔赴抗日战场，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，而丘赞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，彼此争执不休，便请周恩来“裁决”。第二天，周恩来到上封寺后，高度评价僧人们的爱国热情，但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。谈话将要结束时，丘赞请周恩来题词，周恩来便在宜纸上写下:“上马杀贼，下马学佛”八个大字.丘赞望着题词，沉吟了一会道:“弟子斗胆请教.先生题词‘杀贼’与‘学佛’联系在一起，于教义是否相符?”周恩来笑着解释说:“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‘杀贼’。不杀除烦恼之贼.就成不了阿罗汉。我写的是‘杀贼’，不是‘杀人’

。这个‘贼’，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，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，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，怎么普度众生?这是善举，杀贼就是为了爱国，也是为佛门清静。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，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。抗战就是杀贼，杀贼就是抗战爱国。”

周恩来把“杀贼”与“学佛”紧紧联系起来。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，接着又把“杀人”与“杀贼”这两个关系区别分清，将“杀贼”提高到“普度众生”、“善举”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，最后说到抗战救闹的大目标上来，真是步步为营，循循善诱。丘赞听后激动地说:“周先生真是博学，精于教义，通晓佛理。我明白了，只有上马杀贼，才能下马学佛。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，手持戒刀，上马杀贼。”②于是，笔者联想起不少佛教大德们，据史志记载，清末民初宁波天童寺有位开悟高僧慧明法师，他只字不识，经过禅修成为讲经法师。他佛学造诣颇深，德高望重，以脱落著称，民国初期任灵隐寺住持(方丈)，曾开讲《华严经》大法。民国七年(1918年)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驭，著名的艺术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、革新家李叔同先生(1880-1942年)在杭州虎跑大慈定慧禅寺(简称“定慧禅寺”，俗称“虎跑寺")出家，法名“弘一”，是年九月依慧明法师受具足戒。民国十七年(1928年)，蒋介石下野后，回奉化老家，途经杭州时到灵隐寺游览，慕名慧明法师的道风，特地到方丈室拜访，遍觅不得。后去菜园，才看到慧明和尚穿着短衫破袖衣，手持粪联，在那里泼菜。蒋介石爱他的解脱风度，觉得他坦率自然而没有做作，也就站在菜园里同他攀谈了一会。

晚年，慧明将全寺事务交由弟子却非和尚料理，自动退居，于民国二十年(1931年)圆寂，灵骨被起塔供养。可见，中国佛教能够不断发扬光大、传播到东亚各地，确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弘扬，也是一种国际性的善举。

那么这期就先到这了，下期再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