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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太平间值班室,一个想想都让人有些不寒而栗的地方,却是18岁的刘鄂湘和母亲刘芝林唯一的落脚点。再过两天,刘鄂湘就要到地质大学分校报到了。而刘芝林,又得换“窝”了。刘鄂湘告诉记者: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妈妈不再搬家。
1999年,妈妈执意跟游手好闲、脾气暴躁的父亲离婚了。我们母女俩只带了一卷铺盖,只能在妈妈的工作间容身。当时,她在一家医院做洗衣工。早晨5点半,就将一堆堆一人高的沾满了血渍、尿渍的衣服、被单放入洗衣机,开始消毒、洗、涮、脱水、晾晒、烘干。在热汽腾腾的工作间里,她的手要在水里泡到下午5点。我无论什么时候进去看她,她都只穿着一件单衣,头发透湿。因为消毒液和洗衣粉的腐蚀,她浮肿的手上布满了裂口
。好几次,她因体力不支而昏倒。白天,我就在医院走廊里学习。晚上,等同事们都走了,妈妈把被子往工作台上一放,就成了我们的床。她总想陪在一旁看我写完作业,讲会话,可更多的时候,我一抬头,就看见妈妈已睡熟了。那时,妈妈辛苦一个月,只有300多元钱,她几乎不为自己花一分,妈妈常对我说:“这些钱是你的学费,是死也不能动的”。
后来洗衣房被人承包,我们不能住了。医院一位伯伯看我们可怜,让我们在太平间旁的值班室里容身。天不亮,妈妈就起床打扫医院的院子,顺带着收集废弃的饮料瓶。一到秋天,她要在不断落叶的院子里扫一天。晚上,她就帮伯伯值班,到住院部抬送那些病逝的人,将他们运到太平间,擦身、整形、穿戴,再送他们上路。我问妈妈怕不怕,妈妈却说:“多亏人家,我们才有地方住啊!”
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我看见妈妈手上有血泡。一问才知道,她白天看见一个建筑工地上有废弃的预制板,就趁下班时间,拿锤子敲碎水泥收集铁丝。第二天,我也拿了锤子帮妈妈去敲。我俩面对面挥汗做事,偶尔说几句话。酷热的半个月里,我们手上的血泡一个套一个,但攒下不少铁丝,卖了100多元钱。妈妈很高兴,说:“这够你一个月的早餐费了!”
去年的一天早晨,我发现妈妈早早就起床了,回来时却提着一大堆菜。她说是新开的超市丢掉的隔夜剩菜。她怕我不爱吃,把菜精心摘去黄的、瘪的、烂的部分,将萝卜黄瓜洗切干净做成腌菜,换着花样炒,多放些调味品,我每次都吃得很香。一年多来,我们没再买过一分钱的菜,吃的都是捡回的剩菜。
当我拿到大学通知书时,妈妈竟一下拿出了4000元钱,这是几年来她全部的积蓄。加上亲戚凑的几千元,我才能上学。我深深地感到,有妈妈在,才有家在,才有我的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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